雷盖特之谜
1887年春天，我的伙伴歇洛克·福尔摩斯由于长期操劳过度，身体累垮了，还未能完全恢复。大家都还记得荷兰——苏门答腊公司的案子和莫佩图依斯男爵的庞大计划案，这两个案子涉及不少政治和金融方面的事情，收进这本集子里不太适合。不过，这两桩案子又间接导致了另外一个很古怪、很复杂的案件，让我的朋友有机会展示了他的又一种新式武器。在他一生与犯罪活动进行斗争的过程里，这样的武器，他有许多。
我翻看了一下笔记，发现那天是4月14日。那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里昂的电报，电报里说福尔摩斯在杜朗旅馆病倒了。不到24个小时，我匆忙赶到了他的病房，发现他的病不是很重，这才放心。由于他为一个案子连续调查达两个月之久，每天工作至少15个小时（他还跟我说，他不止一次地夜以继日连续工作五天），他那钢铁般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，垮了下来。他可怕的疲劳连胜利的喜悦都无法让他恢复。在他的大名传遍了整个欧洲，各地发来的贺电在他房间里堆得哪都有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情绪很低落。三个国家的警察接连受阻，而他获得了成功；他识破了欧洲最高超的骗子耍尽的种种诡计。就是这样的好消息，仍然不能把他从极度劳累中振奋起来。
三天后，我们一块回到了贝克街。我伙伴的身体状况不好，需要换个地方休养，而对我具有诱惑力的是，能趁着明媚春色到乡间去住上一周。我的老朋友海亚特上校在阿富汗时，经常请我为他治病，他不止一次地邀请我到萨里郡的雷盖特去做客，他在那儿买了一栋房子。最近一次，他邀请我时说，若是我的朋友福尔摩斯能和我一块去的话，他会特别热情地招待他的。我把这层意思委婉地告诉他，福尔摩斯得知主人是单身汉，在那里可以自由活动时，他同意了我的建议。于是，从里昂回来后过了一个星期，我们就来到上校的家里。海亚特上校是位优秀的老军人，见多识广。正像我所预料的，他很快发现福尔摩斯同他有许多共同的地方。
我们到那里的当天晚上，吃过饭后，大家一起坐在上校的藏枪室里。福尔摩斯在沙发上伸着手脚，我同海亚特正在看他收藏的东方武器。
“我想起来了，”上校猛地说道，“我要拿一支手枪到楼上去，以防碰到万一。”
“万一？”我说。
“是的，我们这里不久前发生了一件吓人的事情。我们这一带的大户老阿克顿，上周有人闯进了他家。尽管没造成多大的损失，可那几个人没能抓住。”
“发现线索了吗？”福尔摩斯望着上校问。
“一直没有。福尔摩斯先生，你刚刚办完一桩国际性的大案，这桩发生在乡间的小案子，你不会注意的。”
福尔摩斯谦虚地摆摆手，对上校赞美他的话，他感到挺高兴。
“还有别的特殊的地方吗？”
“我想没有。那些小偷在书房里乱翻了一遍，费了不少力气，什么也没拿到。整个书房被翻个底朝天，抽屉拉了出来，书籍也被翻得七零八落的。结果丢失的只有一本蒲柏译著的《荷马史诗》、两支镀金烛台、一方象牙镇纸、一个橡木做的小温度计和一团线。”
“好奇怪呀，怎么就偷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？！”我叫了起来。
“唉，那伙人是碰到什么就拿什么。”
躺在沙发上的福尔摩斯哼了一声。
他说：“地方警察应当能从中得到一些线索。这件事很像是……”
我竖起一个手指警告他说：“我的好伙计，你是来这里休息的。请你千万不要在神经还过度疲惫时又去搞新的案子。”
福尔摩斯把肩耸了耸，顽皮地看了上校一眼，然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面。
然而，我这个医生所采取的防范措施似乎注定无效，第二天早上这个案子自动找上了门，怎么也推辞不掉了。我们的乡间之行没料到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，这是我俩谁都没有想到的。我们正在吃早饭时，上校的管家突然没有礼貌地冲了进来。
“先生，您听到消息了吗？”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是坎宁罕家，先生！”
“又是盗窃吧！”上校擎着咖啡杯大声说。
“是凶杀！”
上校吃惊地叫了一声。“天哪！”他说，“那么是谁被害了？是治安官还是他儿子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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